据其风格上的几处特征,可以断定该绘画是9世纪上半叶的作品。构图上,虽然比与敦煌壁画中初唐时期的说法图有关系的图7更精致,但却远不及晚唐以后的净土图精致。尤其是主尊佛像背后的建筑物背景,只限于一栋大型楼阁以及若隐若现的两侧翼廊。主要的三尊主像间,除了下方有仅露出头和肩的二身比丘外,没有任何眷属,十分突出。这使人想起,在刺绣《灵鹫山释迦说法图》中,为了突出佛陀,而将二比丘安排在菩萨背后站立,从而完全解放佛陀。这样的安排意味着是为在有乐、舞伎的舞台前的第二组三尊像一菩萨一比丘及所胁侍的佛留出宽敞的空间。
煌艺术中用壁画或绢画来表现佛经内容的绘画,叫“变相”。此图正是这种变相,即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报恩”的概念,正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孝” 相符合,因此在中国很容易普及。事实上须闍提太子的故事即源自《报恩经 孝养品》,主旨讲回报父母的恩德是子孙应尽的义务,回报父母的要比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多,是报恩中的美德。